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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截至2022年4月，全球已投入運行的碳定價工具共計68種（2021年報告中為64種），另有3種正在推行中。4種新的碳定價工具分別來自：烏拉圭（碳稅），美國俄勒岡州（ETS）、加拿大安大略省（ETS）、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ETS和碳稅）。這些碳定價工具（包括正在推行的3種）囊括了37種碳價和34種碳排放交易體系，共覆蓋了全球約23%的溫室氣體排放（2021年報告中覆蓋率為21.5%，2020年報告中覆蓋率為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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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碳定價工具的全球分布（截至2022年4月）

按照覆蓋排放量的規模來計算，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碳市場。2021年全國碳市場（China National ETS）完成了第一個履約周期，履約率為99.5%，共納入2100多家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這些單位合計排放量約為4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約占全國30%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中國碳市場相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價格較低，期末收盤價為54.2元/噸二氧化碳當量。2021年全年交易二氧化碳共1.79億噸，累計交易額約為77億人民幣。

報告指出，盡管相較中國排放總量而言，2021年全國碳市場的累計交易量并不算高，但不難看出中國碳市場正處于關鍵階段。雖然全國碳市場履約率達99.5%，但國內碳市場也面臨著諸如確保碳排放數據真實性等的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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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報告期內碳市場/碳稅覆蓋規模與碳市場價格對比

若以累計交易額來計算，歐盟擁有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歐盟的二級碳交易市場上共交易了150多億的碳排放配額，現貨市場的價格比去年翻了近三倍。在于2021年通過的歐洲氣候法中，歐盟提出了“適應55”（Fit for 55），確立了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比1990年的水平減少至少55％的中期目標，承諾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作為“適應55”提案的重要內容，歐盟將增設一個全新且獨立的碳交易系統，該系統將與現有的覆蓋電力、工業和航空領域碳排放的交易系統并行，負責覆蓋交通和建筑領域的碳排放。

國際海事組織（IMO）正在設計市場化的碳定價措施，力圖減少國際海運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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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16至2021年全球碳定價收入構成

2021至2022年，全球碳定價收入約為840億美元，比2020年時提高了310多億美元，其中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TS）貢獻了全球碳定價收入的41%。碳定價收入的增長主要源于碳價格上漲，在報告期內，ETS首次超越碳稅成為帶來收入最多的碳定價工具。氣候經濟研究院（Institute for Climate Economics）指出，2020年大多數來自ETS的碳定價收入都被指定用于環境與發展項目，碳稅收入也對環境與發展項目有幫助。報告提到，2021年中國全國碳市場免費分配了全部碳排放配額，所以中國雖有全球最大的ETS，卻未產生能計入本次報告的碳定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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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各地碳價一覽（截至2022年4月）

全球多地的碳價創下歷史新高，碳價漲幅在發達國家的ETS中尤為明顯。歐盟-瑞士連接ETS、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拿大魁北克省連接ETS和新西蘭ETS都在過去一年中達到了歷史最高碳價。碳價在英國的ETS自2021年中上線運行以來也大幅上漲。我國碳市場的碳價自2021年末下跌后，于2022年初呈現回升趨勢。韓國ETS的碳價在2022年2月呈現回升趨勢，直追2020年初時創下的歷史最高點。碳稅價格在上個年度也有所增長，但總體比碳排放交易體系中的漲幅低一些。碳稅價格在經歷了2020年的相對穩定之后，于去年上漲了約6美元/tCO₂e，在此基礎上于今年4月又再漲了5美元/tCO₂e。

報告指出，盡管上個年度碳價漲幅明顯，但需要更高的碳價水平刺激減排才可能實現巴黎協定的1.5℃控溫目標。根據碳定價高級別委員會的估算，碳價需要達到50至100美元/tCO₂e方能實現巴黎協定約定的2℃的基本目標。分析師認為，在減排困難的行業和領域，碳價需要提升至高達100至170美元/tCO₂e才能確保實現2℃的基本目標。全球范圍內，被碳定價工具覆蓋的（有價可循的）目標排放共占總排放的23%，而目前僅有不到4%的全球排放量處于上述價格區間。

諸如歐盟-瑞士、加州-魁北克的碳市場（ETS）近期進一步開放，允許了非實體（不直接控排的）金融機構參與交易。報告指出，雖然碳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增加了風險，甚至喚起了“碳市場泡沫”的擔憂，但多方涌入能增強碳市場的流動性并提供更清晰的碳價浮動信號。盡管歐洲證券市場管理局（ESMA）在報告期內并沒有發現內幕交易的證據，ESMA和歐盟立法方都表明將會出臺措施、加強監管，從而降低市場風險、提高市場透明度。

由于國際氣候談判中產生的“生產者負責”和“消費者負責”的意見分歧，碳泄露是國際碳責任分配中熱議的話題。報告指出，各國都尋求通過貿易手段解決碳責任分歧，避免碳定價導致的碳泄露問題：大多數國家通過向有碳泄露風險的行業提供免稅權、退稅或免費的碳配額來減少碳泄露的影響。然而，這些方法存在一定問題：通過供應鏈傳遞的碳成本信號的減少雖然為進口商品提供了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卻也相應減少了低碳、低能耗轉型的動力；此外，上述方法在應對深度脫碳化進程中（尤其是接近凈零時）的碳泄露問題時效果有限。因此，各國都在積極探索能夠使碳價格公平有效地作用在進口和本土商品的方法。

諸如碳邊界調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BCA）的跨境合作可以讓本土碳價更好地作用于進口商品中。碳邊界調整的實施需要完善方法學，從而實現對進口商品碳排放量的精準估算，以及進口商品在出口國已繳的碳成本。報告認為，不斷進步的碳泄露評估測量技術可以讓碳邊界調整變得更可行。

在國際氣候合作中，由于各國的發展進程不同和相應的歷史排放量差異，碳責任既具有共有性又具有區別性。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若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設立單方面的碳邊界調整機制，將會違反國際氣候合作長期確立的原則。同時，國際社會存在著讓發達國家對其消費行為產生的碳足跡負責的呼聲。在歐盟接近啟用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的這一背景下，有人提議該機制應向最不發達國家所出口的商品豁免，也有人認為如若豁免將降低氣候行動的成效。折中的提議是將歐盟本意欲作為歐盟財政收入的CBAM收入用以援助發展中國家低碳轉型，或通過財政方式補償給最不發達國家以緩和其貿易成本壓力。

報告指出，為國際碳價設定下限（碳“地板價”）的做法令一些國家很感興趣。碳“地板價”相較碳邊界調整能更大范圍地覆蓋貿易產品。

報告指出，去年時由于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的原因，能源價格陡增：歐洲天然氣價格處于歷史最高水平，全球油價達到近十年來的最高水平。碳定價在當前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中是機會與挑戰并存的。在對燃油價格敏感的經濟體中，新增的直接碳定價將給已經承受了能源價格上漲這一間接碳定價的民眾和企業帶來過度的經濟壓力。此外，因為能源價格上漲對弱勢群體造成的影響尤為嚴重，一些歐盟的成員國呼吁暫停歐盟ETS的擴張和改革（增加覆蓋交通和建筑領域的排放）計劃。

碳信用市場的構成多種多樣：供給端集合了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所建立的國際碳信用機制、本土建立的碳信用機制、非政府的獨立碳信用機制，而需求端則包括了各層級細分市場的履約需求和自愿減排需求。

報告指出，過去一年中，碳信用市場增長了48%，是自2012年以來增速最快的一年，總碳信用額（包括國際、本土和獨立碳信用機制）從3.27億增長至4.78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自2007年以來，碳信用機制累計核發了達4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碳信用。自愿碳市場的成交額更是在2021年11月時達到了10億美元，全球碳信用均價由2020年的2.49美元/噸二氧化碳當量上漲到了3.82美元/噸二氧化碳當量。同期，在自愿碳市場交易的碳信用達到3.62余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比2020年時增加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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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007年至2021年全球碳信用機制核發情況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是指通過保護、恢復和可持續管理森林、草地、濕地和農田生態系統，增加其固碳能力從而消除大氣中留存的二氧化碳，核發產出碳信用。在過去多年中，碳信用大多來自于可再生能源項目。報告指出，盡管圍繞林業碳匯項目與土地利用變化項目存在著諸如額外性（減排量是增量還是存量）、基線評估精準度等問題，由于激增的企業自愿承諾所帶來的碳信用需求和企業減排的困難，直接購買生態碳匯項目的碳信用成為了眾多企業的氣候策略。

在過去一年中，林業碳匯項目和土地利用變化項目所產生的碳信用增長了159%，占全年碳信用總核發量的三分之一，讓可再生能源項目不再一家獨大。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項目在碳信用市場主體占據主體地位，且主要項目為林業碳匯和土地利用變化項目。

買賣方的激增促使著市場差異性的擴大，也吸引了金融公司對碳信用的購買與研究。去年年末相繼出現的碳信用交易平臺、衍生品和碳信用標準讓碳信用市場的定價機制更加豐富。涉及生態碳匯項目的碳信用組合拍賣也已經出現在了全球碳信用市場中。

報告預測，碳信用市場將在快速增多的企業自愿凈零承諾所拉動的需求增長和越來越多的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供給的碳信用的同時作用下強勁增長。分析人士預測，在2030年碳信用市場的核發量將增加15倍，達到15至2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而在2050年將比現在增加100倍。